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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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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生命?”  

2007-08-18 16:52: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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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余秋雨厚厚一本《借我一生》,有些话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笔者是《文化苦旅》的忠实读者,对余秋雨素无恶感,作为偏居一隅的外省书生,笔者无意赶时髦加入鱼龙混杂的批余“大军”中,亦不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念头——通过批余而一朝成名天下知。如此,笔者本不该重蹈“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覆辙,写这篇费力不讨好的“酷评”。但笔者有个习惯,就是每读完一本书,喜欢写下片言只语,以期给自己的阅读留下“蛛丝马迹”,用余秋雨的话来说,就是给阅读来一次“消化”。所以,以下文字就是笔者对《借我一生》的“消化”。考虑到这本书高达42元的价格,考虑到这本书可能是余秋雨的封笔之作,考虑到笔者酷暑中阅读此书时汗流浃背的狼狈相,倘若对这本巨(巨大的巨)著囫囵吞枣不作消化,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太不划算了。

 

颇堪玩味的“闲笔”

 

朱大可在一偏文章中曾说,上海警方在一次扫黄行动中,曾于某妓女的手袋里查到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没有对此事避而不谈,反而面带喜色,对此津津乐道:“最有趣的是,一位批评者撰文说,警方查检烟花女子,居然从他们的提包中发现了《文化苦旅》。批判者想借此来证明这本书的低级和下流,而我却暗自高兴,并恍然大悟。原来有些文化人是害怕不干净的手翻动他们的书,才印得那么少的。我恰恰相反,只想躲避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上流社会’,而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P460)

朱大可援引这个例子是想告诉读者,在附庸风雅们妓女眼中,《文化苦旅》是口红一样的装饰品,也是避孕套一般的消费工具。而余秋雨巧妙地把“妓女”置换成“烟花女子”,于是,一词之改,境界全出。因为,“妓女”一词,粗俗得令人嫌恶;而“烟花女子”则风雅得让人想入非非。并且,妓女们顶多粗通文墨,只能把《文化苦旅》当作“文化口红”,而烟花女子们则往往才貌双全,对作家而言,她们不仅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红粉佳人,也是让人怦然心动的红颜知己。

把“妓女”置换成“眼花女子”堪称余秋雨的神来之笔。在我看来,此举收到一石二鸟之效用:既显露出余秋雨的文字洁癖(“妓女”这样粗俗的字眼哪配出现在余秋雨的笔下),也不露痕迹地抬高了《文化苦旅》的身价——因为,妓女往往粗俗蠢笨,她们把《文化苦旅》和避孕套放在一块,足以显露出她们的恶俗不堪;而烟花女子则不仅有眼光有品位,甚至有胆识有气节(如柳如是),她们爱读的书,自然不同凡俗。

在巧妙地置换了一个关键词之后,余秋雨怡然自得地得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结论:“……

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

或许余秋雨会暗暗得意于自己巧妙置换的“遮眼法”,但其中的破绽明眼人却一目了然。无论如何,妓女的手袋和“寻常巷陌、浅楼窄门”之间是不能划上等号的。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还提到湖北的一位古先生。这位古先生因为撰文批评余秋雨而引起余秋雨的不快。本来,对古先生的批评,余秋雨有反驳的权利,也有和对方打官司的自由,然而,余秋雨在起诉了这位古先生后又反复提到对方的穷,则委实令人费解。

 

“走完台阶,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衣着潦草的古先生。”(563页)

古先生的穿着不如余秋雨考究,余秋雨便用“衣着潦草”加以调侃,这当然有失做人的厚道,同时也犯了以貌取人的大忌。其实,古先生即便再穷,但只要他愿意,置一套高级行头的钱恐还是有的。余秋雨由此推断对方穷,当然荒唐可笑。

“每次听鲍律师讲述在法庭见面的情况,我都要顺便问几句,被告这次穿什么样的衣服?提什么样的口袋?大概住在什么样的旅馆?是坐火车来、轮船来,还是坐飞机来的?是否有律师陪来?加在一起,大概要花多少钱?”(569页)

既然把对方告上法庭,就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余秋雨却多方打探对方的家底,对方富,就多要一点赔偿费;对方穷,就少要一点赔偿费,这种态度恐极不严肃,有拿法律当儿戏之嫌

 

“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558页)

这句话打击面太广,既冷嘲了所有“毁”余秋雨的人,也热讽了所有“贫困”的人。按余秋雨的推断,当笔者写完这篇“毁”余秋雨的文章,也就不可避免地显露出自己的穷。不过,我想说的是,穷并非耻辱,富也并不意味着光荣;穷人不一定“以毁人为业”(倘若敢于并善于“毁人”,此人恐早就混抖起来了),富人不一定不“以毁人为业”。若余秋雨不信以上“卑之无甚高论”,那就请他解释一下什么叫“为富不仁”?

“以毁人为业”的人,穷,要受到余秋雨的奚落;富,则会遭到余秋雨的嫉恨。上海的金先生穷几年的心血,在余秋雨的作品中找出上百处的文史差错,以此写出的专著,一纸风行。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提及此人时,嫉恨心态毕现:

“……把书在台湾再版,在香港连载,还在国际书展签名,一时竟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可谓顷刻暴富。与此同时,全国那么多报纸都刊登出他赳赳勇士般的肥硕头像,连香港的《民报》、《信报》也为他让出了大块版面。”(571页)

需要说明的是,这位金先生是给余秋雨的书改错,而并非对余秋雨作人身攻击。如果金先生的指正无误,余秋雨理当虚心接受并向对方道谢。古代尚有“一字师”美谈,而现在金先生穷几年心血给余秋雨的著作找出上百处的文史差错,余秋雨道一声谢恐不为过吧。现在,余秋雨不但不感谢,反而指责对方“顷刻暴富”,实在毫无道理。想当年,你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的热销而暴得大名并“顷刻暴富”,别人没眼红反而对你余秋雨充满敬意;现如今,金先生的书上了排行榜,“顷刻暴富”,你余秋雨竟如此看不惯,那只能说明你心态不正常。毕竟,你余秋雨不可能把所有的畅销书都揽在自己的名下。只要努力不懈,人人都有“顷刻暴富”的机会,只要不做杀人越货、违法乱纪之事,“顷刻暴富”也算天赋人权。

自己“顷刻暴富”后,却看不惯别人“顷刻暴富”,此种不健康的心态源自一种不健全的人格。至于说对方的头像,如“赳赳勇士般”且“肥硕”,与人身攻击已相去不远了。

当然,如金先生的指正本身有破绽,余秋雨可以反戈一击,大可不必嫉恨对方的“顷刻暴富”,更不应该离题万里地扯到对方头像的“肥硕”与否。

 

一成不变的策略,一如既往的怯懦

 

余秋雨有一个习惯想来已广为人知,这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借朋友的信、朋友的口来赞美自己;也喜欢借读者的信、读者的口来和论敌辩驳。余秋雨这样做,在我看来其动机有三:1、显示自己“从善如流”“嫉恶如仇”的美德。凡是吹捧的(善),余秋雨照单全收;凡是批评的(恶),余秋雨一律以牙还牙;2、和论敌“交火”的策略。借朋友的话来和论敌交锋,实际上就是把朋友推出“战壕”和论敌短兵相接,如此,朋友赢了,最终的胜利属于余秋雨;朋友败了,余秋雨也可以全身而退,因为有朋友为他作人肉盾牌;3、不自信。如果余秋雨有信心自己的问题自己办,他也就不会一再转述朋友的话了。

      曾读过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持人鲁豫自传《陈鲁豫"心相约》。翻开封面,劈面看见的却是“余秋雨”三个字。原来,该书的序是余秋雨的手笔。给朋友写序,也就是给朋友捧场。但余秋雨不愧为精明的上海男人,他在用笔给鲁豫捧场的同时也借鲁豫的嘴给自己捧了场:“在我后来的一些个人遭遇上,我也常常会听说鲁豫如何仗义执言,例如在长沙演讲事件和反盗版事件上都是如此。她又聪明地让道义回归于常识常理,结果比什么都有力。她轻轻地反问那些认为我不该到某个圣地去演讲的人:‘不就是你们邀请他来演讲的吗?’对方哑口无言。” 这里,余秋雨既夸了鲁豫的仗义和聪明,又借一个小女子之口给自己出了口鸟气,可谓一箭双雕。什么叫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什么叫借别人的序讲自家的事,余秋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不过,从余秋雨上面那段话我也读出另外两层意思:一是他对“长沙演讲事件”至今耿耿于怀,甚至到了走火入魔、念念不忘的地步,否则不可能在给别人写序时硬生生扯到这件事;二是不自信,因为自己摆平不了这件事,只好动用杀手锏,借鲁豫“轻轻一问”来迫使对方“哑口无言”。对方是否真的哑口无言,还很难下断言;可以下断言的是:余秋雨太不自信了,不是吗?如果能亲自出马,摆平“长沙演讲事件”,又何劳鲁豫小女子“轻轻地反问”?换句话说,如果非得靠鲁豫轻轻一问,才能让对方哑口无言,那余秋雨不是也太无能了吗?其实,除了在相貌上,余秋雨稍逊于鲁豫外,其他方面(口才、学识等)余秋雨要比鲁豫强多了,余秋雨自己摆平不了的事,靠鲁豫,更无济于事。因为不自信,余秋雨指望鲁豫来个“美人救英雄”,又因为求胜心切,他把未发生的可能(“对方哑无言”)当作已发生的事实写在了序中。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故伎重演,再次祭出借他人之口致论敌于死地的法宝。关于那位给自己改错金先生,书中还有一段精彩的文字:

      “亏得重庆马孟珏先生、江西周卓琼女士、内蒙古黄勇成先生等年长读者来信提醒我,从这个人有本事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的娴熟手法,到他声称要‘咬嚼骨髓’的血腥语言,可以判断他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殊的经历。”(572页)

      一方面,文史细节是“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另一方面,余秋雨又“不拒绝自己的书散落于寻常巷陌、浅楼窄门”,那么,对文史细节,余秋雨就可以任意发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反正文史细节是“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难怪余秋雨敢望文生义地把“致仕”解释成“进入仕途当官做官”,除了那些迂腐的爱咬文嚼字爱翻字典的老先生,哪个“民众”会知道,“致仕”原来是“退休”的意思。如此,有何必要指出余秋雨书中的文史错误呢,改不改,反正“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看来,余秋雨是存心要愚民。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义务有责任杜绝笔下的错误,更没有理由因为被人指出错误而气急败坏。

      这一次,余秋雨仍然没有亲自出马痛击自己的论敌,而是再次借他人之口给论敌以致命一击,且不多不少列举三位“年长读者”的姓名,其用意再明显不过,三人成众,三人基本可代表群众了,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看法当然也是不可辩驳不容置喙的。然而,事实胜于雄辩,所谓“举着民众完全无法判断的文史细节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云云,纯属子虚乌有。如果真有一场针对余秋雨的“全国性社会大批判”,那余秋雨还能如此逍遥吗?还能隔三岔五在电视台上“露脸”吗?还能出资“不到两百万”加盟某文化书城吗?

      其实,金先生那本给余秋雨改错的专著出版后,除了让读者知道,名人也会犯常识性的文史错误外,可以说无损于余秋雨一根毫毛。金先生“批判”余秋雨的书上了排行榜之后,余先生自我表白的《借我一生》不也照样上了排行榜吗?在当代,想“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谈何容易!对金先生这样的一介书生,更是一桩异想天开的事。我想问一下余秋雨以及那几位提醒余秋雨的三位“年长读者”:在眼下,有谁凭一己之力能“快速发动起一场全国性社会大批判”?至于从“咬嚼骨髓”四个字推断对方在文革中“一定有过特殊的经历”,若不作“小心的求证”,这种“大胆的猜测”有可能就是诽谤了。

      借别人的嘴话夸自己是骨子里的不自信,借别人的嘴斥责论敌则是骨子里的怯懦。

 

人们需要批评,就像大旱需要一场暴雨!

 

面对自己的错误,面对自身的污点,那些拒绝反思的人,往往会选择狡辩、逃避或者王顾左右而言他。自己明明做了不光彩的事,但就是拒绝认错拒绝忏悔,这种人身上所欠缺的是一种反思精神和自剖勇气。在中国当代,缺少反省精神、反省勇气的人,恐怕有不少,而余秋雨堪称典型。

在《借我一生》中,余秋雨提及他1973年在复旦高校联合教材编写组“演了一出恶作剧”。当时,教材编写组有一个“独来独往,行迹匆匆”的人,余秋雨不知何故看此人不顺眼,于是,就躲在幕后,导演了一出恶作剧。

 

“当天下午,根据我的谋划,我与工农兵学员夏志明、邓琴芳等几位演了一出恶作剧。我先叫邓琴芳故意哑着嗓子打一个电话进来,找他,说外地有人来咨询重大课题,学校工宣队郑重推荐由他来接待和回答。

‘学校工宣队怎么会知道我?’他显然十分兴奋。

‘可能是市里的工总司打了招呼。’邓琴芳说。

过了一会儿,夏志明戴了帽子、眼镜和口罩,披了一件军大衣出现在他面前。握了一下手,也不寒暄,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由我拟写的纸条开始读问题:

‘鲁迅一共曾提到过五种狗:哈巴狗、叭儿狗、赖皮狗、落水狗、乏走狗。请问,这五种狗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他一听有点懵,嘴里嘀咕道:‘哈巴狗、叭儿狗……’

夏志明心太急,也许是怕露馅,又把我下面的问题一口气读了出来:‘再请问,叭儿狗是不是哈巴狗的儿子?还要问,是不是乏走狗实在走乏了,腿一软成了落水狗?另一个问题是,癞皮狗的皮,今后还能不能做狗皮膏药?……’

连珠炮似的荒诞问题使他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很快就警觉了。他站起来,围着夏志明走了一圈,便干笑两声。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门外偷听,这下就哄然大笑了。”

令人震惊的是,在书中,余秋雨竟以自炫的口吻叙述这件事,全然不觉此恶作剧有何不妥。真可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我看来,余秋雨谋划并导演的这出恶作剧至少暴露出余秋雨身上如下两方面的缺陷:

1、             狡狯。余秋雨讨厌这位同事,却不敢亲自出马教训对方,而是假借几个工农兵学员之手来捉弄对方,实质上,是利用几个工农兵学员的愚昧无知把几个工农兵学员当炮灰,自己则躲在幕后运筹帷幄。如果余秋雨理直气壮,他完全可以当面锣对面鼓来教训这个同事,而现在躲在幕后暗中唆使,足以表明他是一个狡狯的、工于心计的小人,而非一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

2、             怯懦。之所以唆使工农兵学员来捉弄别人,是因为在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优越的政治地位,余秋雨这样做,十足狐假虎威。另外,那个被余秋雨所捉弄的对象也是一个卑微的人,并非一个强悍的恶人,这就更不应该了。敢向强人叫板,才有种;拿弱者开涮,只能算孬种!

3、             阴损。借鲁迅的话来捉弄对方,可谓拉大旗作虎皮,是想用鲁迅大名唬住对方。对方若不服、发怒,想回击,余秋雨一方面可以用鲁迅作挡箭牌,镇住对方;另一方面也可以顺手把攻击鲁迅的大帽子扣在对方的头上。

 

另外,鲁迅笔下的“哈巴狗”“叭儿狗”“乏走狗”都有特定的所指,鲁迅是用这些意象来阐明、揭示一些很严肃的社会问题。而余秋雨故意断章取义,把鲁迅严肃的话语当作捉弄他人的无聊工具。余秋雨这样做,可以说是对鲁迅作品的故意歪曲和明显亵渎,若鲁迅地下有知,恐怕决不会同意余秋雨这么做。

 

一个缺少自省意识和勇气的人(如余秋雨)只能在人生的歧途愈走愈远,只能让自己的人格日渐萎缩;一个缺少自省意识和勇气的民族,也只能屡蹈覆辙,屡撞南墙,难有腾飞之日。

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要学会反思,都要勇于自剖,如此,这个人的人格才会健全,这个民族的肌体才会强健。

1945年2月,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在劳改营关了8年,吃尽辛苦,受尽摧残。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没有对自己的狱中生涯作彻底的否定,反而说出了“祝福你,监狱!”这样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话。索尔仁尼琴认为,监狱生活,会促使人们反思,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你自己”。

“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自那以后我终于懂得了世间一切宗教的真谛:它们是于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的恶作斗争的。世界上的恶不可能除尽,但每个人心中的恶却可以压缩。”

余秋雨最大的痼疾最大的缺陷就是,拒绝任何批评!每一个批评余秋雨的人,在他看来就是和他过不去。难道余秋雨是完人?难道余秋雨内心没有一点恶?当然不可能。

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监狱的另一好处就是为人提供了一个思索的机会,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你自己”:

“‘认识你自己!’对自身的罪过、失算和错误进行触及痛处的思索最能促进我们谅解一切的觉悟。在这样的思索中绕过了几个艰难的、需要走许多年的圈子之后,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我的炮兵连在战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于是我说:

‘难道我们——比他们好吗?’

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和张皇失措的时候,我也总是提醒:

‘我们在没有经历过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因此当我回顾自己被监禁的年代时,有时会说出一句令周围吃惊的话:

——祝福你,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曾梦想被投入监狱,他是对的。这位巨人从某一时刻起开始干涸了。他真的需要监狱,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所有描写监狱,但本人没有在那里蹲过的作家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对囚犯表同情和诅咒监狱。我在那里蹲过足够的时间,我在那里培育过自己的灵魂,我却毫不犹豫地说:

——祝福你,监狱,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索尔仁尼琴说这番话,并不是要人们都去坐牢,而是提醒我们,只要能正确面对,即使被捕入狱,即使在潮湿阴暗的牢房,人们也能从中获益;并且,越是身陷困境,越有助于人们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

那么,批评,不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的缺点,有助于我们“认清你自己”吗?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冷静而彻底的反省机会,托尔斯泰竟“梦想被投入监狱”,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而余秋雨对批评,一是不由分说地拒绝;二是对批评者的动机作恶意的揣测。如此一来,他就永久性地失去了反思自己、认清自己的机会。

既然每个人都难免会犯错,既然他人的批评能促使我们反思,“认识你自己”,那么,每个人(当然包括余秋雨)都应该记住下面的话:

 

祝福你,批评!

人们真的需要,正像干旱需要一场暴雨!

祝福你,批评,感谢你进入了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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