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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与“国家”:两个不该混淆而又常被混淆的概念  

2008-01-15 14:13: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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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白桦曾因其作品《苦恋》而受到批评,白桦接受了批评,但也认为某些对他的指责是出于误会。

在一次接受记者的访谈中,白桦说:“所以最后怎么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说是一个不爱国的呢?这个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误会。你比如说,当时最有名的一句话叫作‘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样一句话应该说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那篇评论员文章开始,然后特别是黄钢的那篇文章加以阐释,特别强调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应该说要可以这样的话,这是一个误会。┅┅我是写一个很痴迷的爱国主义者,他女儿下面有一段很激动的话,就说:爸爸我知道您,我太知道您了,您苦苦留恋的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话说得他没有办法回答,然后他女儿说我就要走了,我希望爸爸能够送送我,您曾经那样爱过她。她父亲就没有说话,母亲跟她一起走了。

就是这样一段戏,结果这样一句话,他把她改成一个‘您爱祖国┅┅祖国爱您吗?’当时法国一张报纸,就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里,祖国和国家是两个概念,祖国不是爱不爱的问题,是没有办法不爱,也是没有办法怎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国家是可以爱可以不爱的,因为国家是一个政权的概念,在‘四人帮’的时代那个国家,怎么去爱呢?怎么去爱那样一个国家机器呢?”【1】

作家丛维熙曾写过一篇小说叫《雪落黄河静无声》,从立意来看,这篇小说与白桦的《苦恋》正好相反。小说写两个“右派”在劳改过程中恋爱的悲剧。女的叫陶莹莹,男的叫范汉儒。女的被划为右派后,因越境潜逃被投入监狱。男的被划为右派后,没有越境潜逃被判劳动教养。“大墙”之内接触,互相产生了爱情。虽然朝思暮想,却无法单独相见。后来两人都被释放了,并被安置在同一个地方,但两个相爱的人却突然分开了。原因呢,不是偶然的误会,也不是不可抗拒的外力的阻挠,而是男方的“爱国主义”。当男主人公范汉儒,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模范”(这想必是他名字的含义),得知陶莹莹在被划为右派后曾企图越境潜逃时,就坚决赶走了她。这个被称为“六点钟”(一条直线)的典范人物是这样想的:企图越境,不管在什么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一概等于叛国。这是不能改的,改了也是不算数的,所以“一次”也就等于永远,万劫不复。

我们看出,范汉儒对陶莹莹的指责与黄钢对白桦的批评完全相同,也就是作为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都不能背叛自己的祖国。但我认为,这样的指责如果不是出于误会那就是无的放矢。因为白桦笔下的那个女儿和丛维熙小说中的陶莹莹并没有不爱自己的祖国也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她们之所以要远走他乡完全是因为不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与凌辱.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游于斯钓于斯的自己的祖国是不可能也无理由不爱的,但对于那些不代表人民利益的特定的政权却可以说"不"。譬如,秦始皇暴政下的秦国老百姓当然有理由不爱秦国,而满人统治下的大清子民也有权利不爱"我大清"的.“祖国”这个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而”国家”这个词,其时代感则特别强。显而易见,“祖国”不同于“国家”亦不完全等同于“人民”。

1945年,当蒋家王朝打出“国家至上”的招牌蛊惑人心时,闻一多先生在这年5月,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的世纪——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其中说:

“有一个观念得先弄弄明白,那便是多年来人们听惯了那个响亮的口号‘国家至上’,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是‘人民的世纪’吗?假如国家不能替人民谋一点利益,便失去了意义,老实说,国家有时候是特权阶级用以巩固并扩大他们的特权的机构┅┅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2】

 

由闻一多这番话,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背叛国家的人并不一定就背叛了祖国(如果这个国家不能为人民谋一点利益的话),而拥护某个没落而腐朽的政权者也并非就一定是个爱国者?

事实上,如果不分清“祖国”与“国家”的不同内涵,就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话是对还是错。下面可以举例说明。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后,胡适曾发过一番感慨;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受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3】

 

 

1949年,正是祖国和人民扬眉吐气容光焕发的时候,而胡适却说是“国家倒霉的时候”,如果胡适真认为“青山就是国家”,真“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那他就不会在蒋家王朝在大陆覆灭后如此垂头丧气如此丧魂失魄,也就不会大发感慨了。很明显,在胡适眼里,蒋家王朝所控制的政权就是他心目中的“国家”就是他所谓的青山,这样,他才会拉大旗作虎皮说出上面昏聩之语的。

正因为把“蒋家王朝”和“国家”和“青山”混为一谈,胡适才说出了这番貌似冠冕堂皇实则大谬不然的话的。话说回来,如果我们不能分清“祖国”“国家”“政权”这些内涵不尽相同的概念,那我们就很有可能为胡适这番话所迷惑所欺骗。

祖国、国家、人民之内涵并非完全相同,当国家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国家和祖国就融为一体了,而当国家为一小撮丧心病狂者所控制时(如四大家族所控制下的所谓中华民国),这样的“国家”就走向人民和祖国的对立面,这时候,我们应该学学闻一多,坚持“人民至上”而放弃“国家之上”的观念。

注释

【1】引自《温故》(之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87页

【2】引自许纪霖著《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233页

【3】引自向继东编选《2005中中国文史精华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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