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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的风流——不同角度品察文化名人  

2009-05-08 18:57: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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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杆子"的风流

——不同角度品察文化名人

 

 

 

 

最近关于民国文人的书不少。这些书虽以勾勒、描绘民国文化人为中心,但却各有侧重,各有千秋。我的案头就放有这样几本:蔡登山著《民国的身影》,赵朕、王一心著《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刘超著《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细读三本书,不难发现,三位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化趣味多有不同,如此,三本书中虽涉及到相同的人和事,但带给读者的教益和感受却不尽相同。

 

还原历史:细致准确。

 

蔡登山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台湾淡江大学读书时就对现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几十年的辛勤搜求,他掌握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在此基础上,蔡登山写出一篇篇史料翔实、趣味横生的文章,其目的是:重建历史场景,逼近人物内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田野的调查与文献的追求之中,试图去逼近传主的内心深处,是我这二三十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当然,还原历史,重建场景,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长期以来,蔡登山一面埋首故纸,翻阅卷帙浩繁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打捞出一个又一个湮没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踏破铁鞋,遍访相关当事人,复活了一幕又一幕尘封的历史场景。

在《民国的身影》中《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节,蔡登山通过细读刚刚出版的《顾颉刚日记》,揭示了顾颉刚对谭慕愚女士的不为人知的绵延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婚外恋情,从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大家过去都认为顾颉刚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但从日记观之,在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

另外,此文也为我们解开一个迷。顾颉刚1931年答应去北大授课,其目的竟是为谭慕愚获得一纸证明,证明她系北大预科毕业生。

透过徐志摩的书信,蔡登山看到了昔日青岛大学某些教授的行状,撰成《“莎乐美”的魅力——俞珊迷倒青岛大学的一群教授》。此文刻画了赵太侔、梁实秋等有妇之夫为戏子俞珊争风吃醋的丑态,文笔辛辣,史料翔实。

鲁迅曾因阮玲玉临死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写出广为人知的《论“人言可畏”》,鞭挞了流言蜚语对一个弱女子的摧残。而蔡登山却在一份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仅发行一千五百份的小报上,找到阮玲玉的真遗书。这才揭开了一个被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原来,阮玲玉不是死于“人言可畏”,而是不堪花花公子唐季珊的凌辱才告别人世。当年曾引起国人激愤的所谓“遗书”竟是唐季珊为逃避责任找人伪造的。

有些真相藏在纸里,需要慢慢去翻;有些真相则躲在心间,需要苦苦去问。

袁昌英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就是蔡登山“问”出来。蔡登山曾在北京采访了袁昌英女儿杨静远,后者对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我母亲同徐志摩的友情,确乎超越一般文友间的泛泛之交。她的朋友很多,但几十年间,她绝口不提徐的名字。在战前洛珈山她的书架上,我见到并读过《涡提孩》一书,却不知那是徐的译作。在抗战期间的乐山,有一次她为了开导我,以身作则地说起在英国时,曾因演戏而与某人发生过一段感情,后来她自己以理智和意志加以制服了。那人是谁,她没有说,我也没问,但绝没有往徐志摩那儿猜想。直到近年,在《徐志摩传》上看到,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在北京,由徐志摩、林徽因主持并饰演泰氏的剧作《齐德拉》,袁也参与饰演了一个角色。这使我想到,在英国,为演戏而发生恋情的,除徐志摩还能有谁?”

另外,杨静远还告诉蔡登山,徐志摩去世后,袁昌英以小说的形式写了篇“悼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智”和“娥”。杨静远提醒蔡,“‘娥’和‘智’不就是‘我’和‘志’的谐音吗?”

在北京,蔡登山还访问过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从郑尔康口中,蔡登山才知道,郑振铎的初恋情人是王世瑛。虽然两人因家庭门第相差悬殊而含恨分手,但思念之情在两人心里一直未曾熄灭。郑尔康告诉蔡登山一件事,抗战期间,郑振铎和程俊英(王世瑛的同学)曾去看望过王世瑛。面对昔日恋人,王世瑛忙着让座,先泡一杯香片茶,又端出一盘龙眼,说:“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借表多年的乡(相)思!”一语双关,勾起郑振铎对往事的回忆,他品了品茶,说:“香片、龙眼的味道年年一样,人却不同了。”这时,佣人又端出三碗红豆莲子汤,旁边的程俊英对王世瑛开了句玩笑:“相思豆配莲(怜)子的点心,点了你的心。”

后来,王世瑛难产去世,郑振铎每隔一段时间就买一束鲜花,到王世瑛墓前祭奠。此事鲜为人知,因为郑振铎每次都是悄悄地去,他对程俊英说:“此事不必与他人道呀,他们是不理解的。”

因为勤跑多问,蔡登山才能在书中还原这些鲜活、生动、珍贵的历史场景。

 

 

 

回顾往事:管窥蠡测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一书,涉及人物众多,作者撷取的只是人生片段,虽属吉光片羽,却惜乎点到为止,比如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纠葛,何其复杂曲折,但全书涉及两人的文字不足300,如此蜻蜓点水,只能带来浅尝辄止的缺憾;再如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恋情,何等浪漫热烈,而作者也以寥寥不足300的文字予以草草交代。如此偷工减料,当然有损两人的形象。

综观全书,作者求博不求深,通俗有余,庄重不足。此书虽有对民国文人管窥蠡测之效用,但也存在挂一漏万之缺陷。如果说《民国的身影》着力于还原历史场景,揭示人物真相因此为文追求客观严谨;那么,《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则试图梳理人际关系,抒发人物感情,行文难免主观随意。

倘想泛泛了解民国时代文化人之间的人情往来,读这本书也就够了,但倘想全面地认识民国时代,深刻地了解民国文化人的复杂心态,读这本书远远不够。

本书由一个个片段“拼贴”而成,篇幅短小,通俗易懂,但结构上显松散,内容上嫌零碎。虽有一定的趣味性,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够严谨。比如书中所写胡适与徐芳的相恋,作者有这样的推测:

“1941年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虽然不讨厌这个比自己小21岁的学生,或许是因为徐芳表现太热烈了吧,他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

因为没给出过硬的材料,作者的这番猜测就缺少了可信性。

 

 

 

 

 

 

 

摹绘文人:形神兼备

 

 

刘超《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是“一部关于旧年文人的书,一幅历史的沧桑画卷。”作者对笔下人物十分熟悉,能选取准确、鲜活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或轻轻点染、闲闲着墨;或浓墨重彩、密不透风。

本书的副标题是: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所谓“另类”,在我看来,是指抓住“性情”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文人,如辜鸿铭,突出其“怪”;黄侃,着眼其“狂”;梁漱溟,紧扣其“硬”;熊十力,渲染其“侠”。由于角度独特,细节鲜活,这些晚近文人在书中一个个都个性鲜明,形象饱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书中《熊十力》一节,写梁漱溟与熊十力辩论时,有这样的文字:

“有一次,他和梁漱溟因为学问上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就争执起来,吵将起来。这个湖北佬伶牙利齿,梁漱溟是北方人,木讷寡言,当然就吵不过。吵得没话说了,梁漱溟扭头就走。熊十力还不解气:‘想走?!’说着,一下扑过去,往梁背上就捣了三拳,还大骂:‘笨蛋!笨蛋!’骂声绕梁半日不去。”

“在北大,熊十力偶尔还要去教点课。他的课很特别:一但说至重要关头,他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肩上重重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而对方却被打得东倒西歪。”

鲜活的细节,传神的文字,使历史深处的人物如浮雕一样凸现在读者眼前。本书引人入胜即得益于此。

语言清新优美,也是本书一大长处。即使是各节标题,也那么富有诗意和韵味,如:“朱自清:寂寞河塘”“俞平伯:旧时月色”“赵树理:旧时人物旧时风”……。

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学术意识不强,很多篇章,趣味性冲淡了思想想。读完全书,虽然饱览了“人的花朵”,却很少品尝到思之果实。

 

 

《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赵朕,王一心著,团结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刘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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