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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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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续)  

2009-07-04 16:45: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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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

 

季羡林精通多种外语,谈及如何学外语,他自然有发言权。关于如何学外语,季羡林的看法主要有三点:

首先,要明确一点,学外语无捷径可走。

“学外语难不难呢?有什么捷径呢?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所谓‘有心人’,我理解,就是有志向去学习又肯动脑筋的人。高卧不起,等天上落下馅饼来的人是绝对学不好外语的,别的东西也不会学好的。

至于‘捷径’问题,我想先引欧洲古代大几何学家欧几里德对国王说:‘几何学里面没有御道!’‘御道’,就是皇帝走的道路。学习外语也没有捷径,人人平等,都要付出劳动。市场卖的这种学习方法、那种学习方法,多不可信,什么方法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和勤奋。这些话都是老生常谈,但是,说一说决不会有坏处。”

其次,学外语一定要“跳过这龙门”。

“我自己常常想到,学习外语,在漫长的学习过程中,到了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程度,眼前就有一条界线,一个关口,一条鸿沟,一个龙门。至于是哪一个时期,这就因语言而异,因人而异。语言的难易不同,而且差别很大;个人的勤惰不同,差别也很大。这两个条件决定了这一个龙门的远近,有的三四年,有的五六年,一般人学习外语,走到这个龙门前面,并不难,只要泡上几年,总能走到。可是要跳过这龙门,就决非易事。跳不跳过有什么差别呢?差别有如天渊。跳不过,你对这种语言就算是没有登堂入室。只要你稍一放松,就会前功尽弃,把以前学的全忘掉。你勉强使用这种语言,这个工具你也掌握不了,必然会出许多笑话,贻笑大方。总之你这一条鲤鱼终归还是一条鲤鱼,说不定还会退化,你决变不成龙。跳过了龙门呢?则你已经不再是一条鲤鱼,而是一条龙。可是要跳过这龙门又非常难,并不比鲤鱼跳龙门容易,必须付出极大的劳动,表现出极大的毅力,坚忍不拔,锲而不舍,才有跳过的希望。做任何事情都有类似的情况。书法、绘画、篆刻、围棋、象棋、打排球、踢足球、体操、跳水等等,无不如此。这一点必须认清。跳过了龙门,你对你的这一行就有了把握,有了根底。专就外语来说,到了此时,就不大容易忘记,这一门外语会成为你得心应手的工具。”

这里,季羡林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现象,学外语,到了一定的阶段,就好像走入死胡同,感觉学不下去了,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持,这就如同黎明前的黑暗,挺过去就是光明,倒下来就前功尽弃。看来,学外语,如同长跑,到了某个“极限期”,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只能功败垂成,永远不能登堂入室。“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也适用于学外语。

最后,学外语要像学游泳那样学。对于学外语的具体方法,季羡林提倡德国式的教学方法:学外语如同学游泳。

德国的一位语言学家说:“学外语有如学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一一推下水去;只要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而淹死的事是绝无仅有的。”具体的办法是: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不再课堂上讲解。这种办法对学生要求很高。短短的两节课往往要准备上一天,其效果我认为是好的: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了。他要同原文硬碰硬,不能依赖老师,他要自己解决语法问题。只有实在解不通时,教授才加以辅导。

季羡林学俄语时,老师只教他念了字母,教了点名词变化和动词变化,然后就让他读果戈理的《鼻子》。结果,季羡林为此天天查字典,苦不堪言。但是他学习的主动性也因此完全调动起来。一个学期,不仅念了教科书也把这部《鼻子》啃了下来。俄语也就基本掌握了。实践证明,用学游泳的办法学外语,是一条正道。

为了便于我们理解,季羡林把学外语的“诀窍”归纳为三句话:第一,尽快接触原文,不要让语法缠住手脚,语法在接触原文过程中逐步深化。第二,天资与勤奋都需要,而后者占绝大的比重。第三,不要妄想捷径,外语中没有“御道”。

季羡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这句话虽朴素,却意味深长,耐人咀嚼。

“我从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定合同,双方可互派研究生。当时任中学老师的季羡林经过选拔考试,获得赴德留学的机会。本来,学习期限为两年,后因二次大战爆发,季羡林不得不在德国滞留十年,他因祸得福得以在德国苦读十年,获得了博士学位,找到了终生跋涉的学问之路。

自由的学风使他能从容地选择攻读的方向。初入德国,季羡林发现,德国大学的学风非常自由,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随意进入某个大学某个系学习,没有入学考试。学生还可以不断转学,经过几年的转学,选中了满意的大学满意的系,这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教授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的学习,师生互相了解,学生选中了教授,教授也满意学生,这时,教授同意给学生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写作,教授同意了,就可以进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可拿到博士学位。

在这样的自由的氛围中,季羡林凭兴趣选了一些课。经过一学期的比较、思考,他终于明确了攻读的方向——梵文。在其日记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梵文不行。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梵文,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人。”

“我又想到梵文,我左思右想,觉得非学不行。”

“仍然决意读梵文。自己兴趣之易变,使自己都有点吃惊了。决意读希腊文的时候,自己发誓而且希望,这次不要再变了,而且自己也坚信不会再变了,但终于又变了。我现在仍然发誓而且希望不要再变了。再变下去,会一无所成的。不知道命运可能允许我这次坚定我的信念吗?”

这一次,季羡林终于找到了自己毕生要走的道路,一直走了半个多世纪。

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给季羡林的启示。一次微耳和口试一位学生,他把一盘猪肝放在桌上,问学生道:“这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哪里敢想教授会在此场合放一盘猪肝呢?结果,此学生口试未过关。后来,微耳和对这位学生说:“一个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眼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连这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能当医生?”另一次,微耳和在口试中,指指身上的衣服问考生:“这是什么颜色?”学生端详了一会,郑重地说:“教授,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说:“你及格了。”因为他不修边幅,一身衣服穿了十几年,原来的褐色变成了黑色。

季羡林说:“这两个例子虽小,但是意义却极大。它告诉我们,德国教授是怎样处心积虑地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干扰的观察问题的能力。”

当然,这两个例子也让季羡林懂得,做学问,必须实事求是,且不能受任何外来影响的干扰。

语言大师西克是季羡林的引路人。季羡林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是年轻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应征入伍。年过七旬的西克教授,主动请缨替代瓦尔德施米特指导季羡林。一位老人,不愿呆在家中颐养天年,宁可承担辛苦的教职,其良苦用心,季羡林自然心知肚明:“老人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拿手好戏统统传给我。他早已越过古稀之年。难道他不知道教书的辛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家里颐养天年会更舒服吗?但又为什么这样自找苦吃呢?我想,除了感情因素外,他是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想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让印度学和吐火罗学在中国生根开花。”

西克教授主动要教季羡林吐火罗文,且不由分说,立即开班。季羡林除了感激外,只能以加倍的努力和热情来学好这门语言。当时,连季羡林在内,学生只有两名,真是一个特殊的班。不过,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投入。另外,西克教授的教学方法也成功地点燃了季羡林对吐火罗文的兴趣。

“西克教吐火罗文,用的也是德国的传统方法。他根本不讲解语法,而是从直接读原文开始。我们一起头就读他同他的伙伴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连同原卷影印本一起出版的吐火罗文残卷——西克经常称之为‘精制品’的《福力太子因缘经》。我们自己在下面翻译文法,查索引,译生词;到了课堂上,我同另一个学生轮流译成德文,西克加以纠正。这工作是异常艰苦的。原文残卷残缺不全,没有一页是完整的,连一行完整的都没有,虽然是‘精制品’,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里缺几个字,那里缺几个音节。不补足就抠不出意思,而补足也只能是以意为之,不一定有很大的把握。结果是西克先生讲的多,我们讲的少。读贝叶残卷,补足所缺的单词儿或者音节,一整套做法,我就是在吐火罗文课堂上学到的。我学习的兴趣日益浓烈,每周两次上课,我不但不以为苦,有时候甚至有望穿秋水之感了。”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治学严谨给季羡林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季羡林在哥廷根的业师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他是当时蜚声世界的梵学权威。其严谨扎实的学风使作为弟子的季羡林终生难忘也或益匪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季羡林披露了这一点。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博士论文以及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论文,都是关于新疆贝叶经的。这两本厚厚的大书,里面的材料异常丰富,处理材料的方式极端细致谨严。一张张的图表,一行行的统计数字,看上去令人眼花缭乱,令人头脑昏眩。我一向虽然不能算是一个马大哈,但是也从没有想到写科学研究论文竟然必须这样琐细。两部大书好几百页,竟然没有一个错字,连标点符号,还有那些希奇古怪的特写字母或符号,也都是个个确实无误,这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德国人一向以彻底性自诩。我的教授忠诚地保留了德国的优良传统。留给我的印象让我终生难忘,终生受用不尽。”

第四学期读完,教授就把博士论文的题目给了季羡林:《<大事>伽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这里的《大事》就是佛典,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既非梵文,也非巴利文,更非一般的俗语,是一种乱七八糟杂凑起来的语言。研究《大事》里的这种特殊语言现象对研究印度佛教史和印度语言发展史都很重要。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季羡林偶然想到,应当在分析限定动词变化前写一篇有分量的长篇绪论,说明一下“混合梵语”的来龙去脉,并对《大事》作一点交代。他认为只有这样,论文才会洋洋洒洒看上去引人注目。于是,他开始做卡片,抄笔记,写提纲,花了将近一年时间,终于写出一篇长篇绪论。季羡林是怀着颇为自得的心情把绪论交给老师的。隔了大约一个星期,老师把绪论发还给季羡林,结果令季羡林大吃一惊:

“我打开稿子一看,没有任何改动。只是在第一行第一个字前面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一行最后一个字后面画上了一个后括号。整篇文章就让一个括号括了起来,意思就是说,全不存在了。这真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了。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茫然、懵然,不知所措。这时候教授才慢慢地开了口:‘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书不少。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你重复别人的话,又不完整准确。如果有人对你的文章进行挑剔,从任何地方都能对你加以抨击,而且我相信你根本无力还手。因此,我建议,把绪论统统删掉。在对限定对词进行分析之前,只写上几句说明就行了。’”

教授这番话虽出乎季羡林的意料之外,但却让他心悦诚服。老师彻底否定了他费心费力所写的绪论,但他却不能不由衷地承认,老师的做法完全正确。由此,季羡林终于懂得:写论文就应该这个样子!

无疑,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这次的言行对季羡林是一次打击,但后者却从这次打击中终生获益,他说:“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写规模比较大的学术论文,也是我第一次受到剧烈的打击。然而我感激这一次打击,它使我终生头脑能够比较清醒。没有创见,不要写文章,否则就是浪费纸张。有了创见写论文,也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的废话少说、不说为宜。”

后来,季羡林也成了教授,他无私地把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那里得到的“金针”传给了自己的弟子。可谓鸳鸯绣取凭君看,也把金针度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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